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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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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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汽油、柴油库存环比均增长,且柴油库存增幅较大,煤油库存环比微降。  原油方面,2017年12月中国原油产量环比增加,但净进口量明显下降,原油加工量环比亦下降。综合来看,2017年12月监测范围内原油商业库存环比增长。

  坐在他一旁看上去像女友的姑娘也笑着说“我们支持日本队”。  这间酒吧位于三里屯。这里是关心外国文化的中国年轻人聚集的较为开放之地。酒吧里一大杯生啤售价50元,来这里玩的也基本上都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人们。他们不过是14亿中国人的极少部分。

  经交战系统显示,红方兵力“战损”达到70%,系统判定红军失败。

    三年逾三千人赴内地交流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告诉记者,“千人计划”是特区政府青年政策里的重要举措,也是全方位推进政治人才培养的核心项目。“千人计划”由行政长官办公室牵头、澳门基金会负责执行,国家教育部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协调支持,目的是发掘和培养优秀青少年,为澳门发展和配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培育人才。  澳门“千人计划”以澳门中学生、大专院校学生以及青年人为对象,3年来已组织超过3000名学员赴内地各省市开展多元的学习交流活动。  吴志良说,“千人计划”运行3年来效果出色,得到澳门广大师生和青年人的好评。

  1969年的第一天,是从一个星期三开始的。后来的人们对这一年最深刻的记忆是美国宇航员登陆月球。

  而戏谑曲风与歌词形成反差,契合强烈的黑色幽默影片气质,仿佛一场自嘲式的内心独白。(责编:温璐、吴亚雄)原标题:陈坤:重返小荧屏一人饰两角  日前,陈坤在微博发文“心大埋怨少,脸小吃八方”,并配一张珍藏的昔日旧照,引发一波“回忆杀”,粉丝隔空喊话:“坤哥,《金粉世家》15年了,燕西你还好吗?”  倏忽十年,陈坤携新作——年代谍战大剧《脱身》回归小荧屏,并首次在电视剧中挑战一人分饰两角,拥有“盛世美颜”的“大乔”乔智才与“小乔”乔礼杰,吊足观众胃口。  在日前举行的“凭本事脱身”定档发布会上,一众主创共同宣布《脱身》将于6月11日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播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直是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 对这一问题进行把握必须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单纯是理论进程,而是主要按照历史进程的史脉展开叙述。 所谓“基本经验”,是在概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之后作的理论概括,从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发展相结合这个视点展开研究,兼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龚育之曾说,以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从“民族化”方面讲得较多。 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主要是讲民族化,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 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主题,同列宁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没有明显变化。

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

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讲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

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方面。

强调“当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一个重要丰富。

  2009年9月底,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公布后,《决定》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化”与这里的“两化”是相衔接的。

  第一,《决定》讲的“三化”同这里讲的“两化”不矛盾。

这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讲的问题。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分解为“民族化”和“当代化”是前几年龚育之首先提出的。 理论界和党史界大多赞同这个看法。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没有拘泥于学界的认识,主要从政治层面和实际工作指导的要求出发,强调了“时代化”和“大众化”。 这里的“中国化”,无疑是单指“民族化”了。

“时代化”与“当代化”,意思基本相同,当然其外延的包容性更广,所指的时间性更长,与“中国化”相并列,可视为对“当代化”认识的提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以“时代化”代替“当代化”。

这两个概念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而是从不同要求、针对不同对象,作出的不同表述。   第二,《决定》讲的“三化”是一个相互关联、不可割裂的统一整体。 十七届四中全会将三者并提,并不意味着三者是并列关系。

在三者中,中国化无疑是核心,也是基础和前提。 中国化不仅仅是民族化,它蕴涵有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 《决定》根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突出时代化、大众化,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重新界定,也不排斥从学术研究上继续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内涵。

从学术层面讲“两化”,与《决定》主要从政治层面讲“三化”,可以并行不悖。

《决定》强调“大众化”,更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如何通俗、普及,使之大众化,向广大群众作宣传介绍使之掌握运用,成为更好地认识中国、改变中国面貌的锐利思想武器。

这是从政治层面和实践层面提出的重要任务。   因此,“三化”与“两化”,根据研究的不同对象和要求,可以使用不同的表述。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质的。

既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就不能不采用党史的分期,即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29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30多年的三个时期,简单地说为三个“30年”。

但对这三个时期的表述,不能简单套用党史的说法。 为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我将它与党史分期结合起来概括:第一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21―1949)”;第二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到现在的第三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 这是一个新的表述。 龚育之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讲了这个意见,获得许多学者赞同。

这样,能够更好地把握每个时期的主题,明确每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抓住每个时期的特点。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论述,要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之果。

既然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对历史进程的叙述着重围绕“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来展开。 所谓独特的东西,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有东西基础上而产生的相异的东西,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为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主线可概括为“二、二、二、三、二”。

第一个“二”,是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第二次伟大革命,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个“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第三个“二”,是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二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列为第四的“三”,是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作为目前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最后一个“二”,是党的十七大将两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概括的两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是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90年历史所获得的实践之果和理论之果。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探索”视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来说,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 我们强调成功是在探索中获得的,挫折和失败也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探索的过程,自不必说;就是那些过去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应当看做是在进行探索。 特别是建党初期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五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还有其他领导人,实际上已开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历程。

陈独秀在领导党的前期所作的贡献是如此,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右倾错误也应当这样去认识。 同样,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包括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也应当从探索的视点来看待。 我们要跳出过去“路线斗争史”的传统模式,来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